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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玮觉得自己得“中考恐惧症”了。

恰如高考是戴在高级中学、完全中学校长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中考无疑也是压在初级中学校长身上的一座山。任由邵玮保持清醒头脑、为人处事也很洒脱，但每年的中考照样会让他伤透脑筋。尽管他和他的团队年年都为提高中考成绩想尽办法、用足吃奶的劲，但由于生源不佳，中考成为四中和他本人一年一度的滑铁卢，简直要命了。年终教育局对各学校进行检查评估，四中领导班子和教职工团队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业绩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先进学校评选的结果仍然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个铁的事实：如果中考成绩上不去，别的方面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抹煞、被掩盖，这叫做“一丑遮百俊”，弄得人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任何一个团队，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相同事件上遭遇挫折，不仅艰苦努力的汗水付诸东流，而且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在哪里，这支队伍怎么能永久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凭什么维护其权威性和号召力？邵玮觉得他当四中校长像身陷泥沼，或者干脆是坐在火山口上，日子真不好过。

半年之后又将面临本学年度的中考，难道又要让全校老师再次品尝重挫的滋味？难道不能通过种种努力哪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邵玮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前不久由德育处主任改任教务主任的高鸿专门向邵校长汇报他关于应对中考的工作思路：“校长，既然领导信任我，让我负责管理教学工作的部门，我得负起这个责任来。假如下一次中考四中仍然没有起色，那就足以证明我当教务主任不称职，可是，咱学校的生源状况明摆着，真正要把中考成绩搞上去谈何容易？我想，除了管理上苦抓，让初三老师苦干，逼着毕业班学生苦学之外，别的方面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几年有些兄弟学校考得好，全凭赶撵‘差生’。我认为，咱们学校也应该借鉴别人的做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假如差学生减少一部分，再加上老师们辛勤努力，也许明年中考咱们能摆脱困境，创造一次小小的辉煌。哪怕一次中考取得成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学校声誉于一时，而且还有利于提振士气，让四中教职工队伍重新焕发活力。这条路我认为可以走通，理想的效果也可以预期，咱何乐而不为呢？”

邵玮听了高鸿的一番话微皱眉头：“小高，你主持教务处工作以来，责任心很强，有干好工作的强烈愿望，也很有吃苦精神，可是，依你刚才的思路，要用老大劲儿赶撵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让他们要么转学，要么留级，要么流落到社会上去，这种事情我们能做吗？”

“校长，我知道您肯定认为这种事不该做，可兄弟学校都这么干，咱学校老师也有类似的呼声。别人都在赶撵‘差生’，咱却按兵不动，导致四中和兄弟学校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竞争，我们当然会吃大亏，这正是咱学校中考成绩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我承认，兄弟学校有这么干的，甚至，我一度也曾想过这么干，但是，这样做违背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工作者的良心。我认为，四中工作得不到客观评价，是上级管理机关的评价机制出了毛病，而不是我们自身有问题。客观条件对我们不利，而且这种状况短时间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四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连续出演悲剧并非没有可能，但我认为决不能因此捐弃教育工作者的良心。我们必须坚守应该坚守的东西，绝不轻易改变，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小高呀，没办法，咱必须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投机取巧没有出路。我邵玮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别后悔跟错了人就行。”邵玮说。

高鸿愣了半天神，表态说：“邵校长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让我十分倾心，跟上您我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正因为对您崇敬和信任，我才敢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说出来。现在看来我的想法不对，请校长原谅。”

继高鸿之后，还有若干初三老师来找邵玮，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想通过赶撵后进生的方式提高中考成绩的思路。邵玮费尽口舌做解释、说服工作，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部分老师和管理人员和他的思想格格不入。

一个单位，一个团队，只有思想观念上保持高度一致，行动上才能目标明确、步调一致，否则思想成了一盘散沙，队伍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邵玮觉得，要不要通过赶撵后进生的手段和途径达到“提高”中考成绩的目的，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通过教育和引导，让大家提高认识，形成统一意志，才能保证学校工作目标的实现。于是他决定先召开学校领导班子扩大会统一思想。

等到真正敞开思想、畅所欲探讨问题的时候，邵玮才意识到，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通过赶撵后进生来“提高”中考成绩，因为几乎所有的班子成员和中层管理干部都能意识到赶撵后进生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通过这种方式争取中考成绩的改观，四中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