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戴笠和杜月笙相识以来,一晃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杜月笙已经取代了黄金荣,成为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戴笠也从跑单干的黄埔末期生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戴笠是打流出身,很懂得走江湖的一套奥妙。他认为江湖势力,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如果能跟帮会分子搞好关系,会行动起来很方便。
因为戴笠和杜月笙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只是出于江湖上的交往,并无深交,甚至杜月笙对戴笠还颇有戒心。早在抗日战争前,戴笠的手下在上海南市破获一件贩运毒品的巨案。此事如果上报,杜月笙赔本百万元还算事小,而且还会大失面子。而且杜刚刚被全国禁烟委员会敦请为禁烟委员,此事万一暴露就会丢官。处于如此尴尬的情况下,杜只好托杨虎说情,还开了三十万元支票相赠。几天之后,戴笠不发一话,将赃物和支票一同退回。杜摸不透戴的心思,反而增加了顾虑,于是又转请他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先生代邀戴赴宴,借机摸摸底说说情。可是戴笠又拒不应约,这使杜月笙感到十分难堪,准备在租界范围内给戴点颜色看看。正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戴突然只身来见章士钊,声明自己不收赠款,也不应约赴宴,就是为了与杜交知心朋友。戴笠保证他对此事既不上报,也不泄露。可如果收款赴宴,则没有不透风的墙,到时候彼此都洗白不清了。
从此之后,杜认为戴豪侠可交,是一个奇人。不但戴、杜之间成为朋友,戴、章之间也成为莫逆之交。但是杜月笙没想到,其实戴笠的为人处世,无处不用心机。这次事情,从发还赃物、退款、拒宴到单身赴宴,等等,都是上报有案,有恃无恐的。这就是他结交拉拢杜月笙的手段。
所以在1937年淞沪抗战伊始,蒋介石批准了戴笠在上海建立民众武装游击部队,配合国军作战的建议。之后戴笠飞赴上海约见挚友杜月笙。
戴笠说:“杜兄知道,日军已经进驻上海。当务之急就是大家要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我想请杜兄出面,在上海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可是杜月笙心里却开始打鼓。现在不管让他出多少钱,他都没有二话。可是要他出面建一支别动队,真枪实弹地跟日本人打仗,他却很没有把握。同时搞帮会的人,手下的兄弟就是自己的资本,打仗就意味着放自己兄弟去卖命,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杜月笙还是耐着性子听完戴笠的话,开口问他:“你觉得要出多少人力才够?”
戴笠毫不犹豫地说:“一万!”
“一万?”杜月笙倒吸一口冷气,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他愣愣地看着戴笠毫无表情的脸半天,然后微微笑说:“贤弟没有跟我开玩笑吧?我手下的徒子徒孙是不少,可是大多都是在赌场、妓院和商铺混惯了的人物,要他们聚众闹事还差不多,可是要他们拿枪打仗,可真是有点为难他们了。”
戴笠眼神犀利地望着杜月笙,仿佛猜到了他心中的想法,他开口说:“杜兄,这可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他答应在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由中央颁发。”
听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央”几个字,杜月笙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不少。如果能牺牲一些弟兄,换来一支正式编制的武装队伍,那是有利于自身势力的发展的。但是杜月笙又担心要他一个人来承担太重的责任,于是试探地问:“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众志成城,你看怎么样?”
“对,我正是这么想的,我已经拟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请杜兄过目。还有筹备地点我看暂时就设在三级无线电学校吧。”
杜月笙接过名单,看到里头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诚,以及工商界和军警界的知名人物,他马上宽心了不少,当即表态:“好啊,在那附近刚好有我家的一栋房子,来往方便得很。”
戴笠看杜月笙的口气进一步松动,于是又逼近了一步:“其实要募集一万人马也不太难。我将京沪地区的下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有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训练班学生,也会有两三千人。我已经下令他们全力抗战,不惜一死。”
杜月笙知道戴笠素来最宝贝的就是自己的学生,而现在他竟然愿意全都贡献出来,这让杜月笙颇为感动,连忙说:“我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人,应该不成问题。”
戴笠笑着说:“杜兄也不用太为难,你别忘了,你手下还有两员大将。”
杜月笙皱起眉头问:“谁?”
戴笠说:“当然是陆京士他们啦。”
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士是青帮弟子,历任全国

